以欧盟为主体的国际市场冰封，让参与CDM（清洁发展机制）交易的市场各方都将目光瞄回到国内。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目前湖北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预计今年年底挂牌交易。不仅如此，贵州、河南、江西等多地也都在积极筹建碳交易所。

　　在地方暗战的背后，是地方希望在碳交易市场分羹以及争夺全国统一碳交易中心的诉求。与此同时，国内一些金融机构也计划和交易所进行碳期货和碳金融衍生品的合作。

　　“国内的碳金融业务还是一个起步阶段，大多只停留在CDM咨询、项目融资等初级服务上。”在北京易澄信诺碳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一松看来，由于缺乏自主的碳排放交易体制和配套政策，中国的碳金融仍然是在迷雾中前行。

　　新能源企业盈利骤减二三成

　　国际碳价暴跌，碳交易需求的低迷，使国内新能源企业净利润减少二三成，也使中国多数CDM项目被违约或停止续约。

　　0.58欧元/吨，这是欧盟碳交易市场在2013年9月的最新碳价格。

　　相比于2008年最高的20欧元/吨，国际碳价一路呈现出悬崖下跌之势，而碳交易需求的同步低迷，这让国内众多新能源企业的净利润骤然减少了二三成，也使得中国多数CDM项目被违约或停止续约。

　　“风电企业的收益主要有三块，发电收入、电价补贴以及CDM收益。”在玉门昌马发电厂，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除了弃风限电因素制约企业发展外，影响企业盈利的一个因素是CDM收益。

　　据介绍，此前几乎所有的风力发电企业都会将CDM作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有计算称，每度电能提高收益4~8分钱，但随着欧洲市场的碳需求下滑，导致CDM项目终止，这对企业来说减少了很大一笔收益。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其他众多新能源企业。“CDM现在非常恼火，根本做不下去了。”绵阳泰都环境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砝铭告诉记者，公司开发建成四川省一个垃圾发电厂，日发电量为3万度。这也是当地首个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CDM项目。

　　最初英国一家公司购买垃圾发电厂的碳指标，根据碳价格的不同，每年能够贡献的收益约有200万~300万元。但从2012年以来，这家英国公司已经不再购买碳指标，使得本来盈利有余的发电厂在经营上变得举步维艰。

　　“现在玉门市几乎所有建成的风电厂都注册了CDM项目。”甘肃玉门市能源局副局长史玉宝表示。截至2013年9月1日，我国CDM注册项目3700项，但甘肃省就有262个。以前企业通过CDM获得的收益，大约占到了新能源企业盈利的20%~30%，但如今这些收益大都落空。

　　中广核集团甘肃敦煌光伏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尽管国家发改委对CDM的审核门槛并没有变化，CDM项目注册数量也一直在增加，但是能够成功获得碳交易支付保障的企业则很少。因为随着碳价格大幅下跌，一些CDM项目的欧洲买家也在进行“挑刺”，利用一些规则的漏洞终止原本签订好的合同，使得国内不少新能源企业都被违约。

　　国内碳交易跌入冰点，这也让不少参与碳交易咨询服务的三方中介机构过上了“苦日子”。

　　“碳交易市场低迷，对我们的影响肯定非常大。”关一松告诉记者，《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在2012年12月31日到期，第二期承诺因多个国家拒绝执行也名存实亡，所以今年以来，中国的CDM项目签约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只有极少的项目能够交易出去。

　　地方角力，觊觎全国性碳市场

　　分散的交易平台不利于形成规模，也不利于市场的整体流动，目前地方碳交易所实际运营情况并不理想。

　　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是大势所趋，但现在看来仍然是空中楼阁。

　　此前，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作为碳交易的试点，在2013年实施试点工作。

　　“湖北省的碳交易实施方案已经修改完成并上报，同时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配额分配等问题也在进行中，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后挂牌。”湖北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除了7个试点的省市外，其他各地也在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所的筹建。

　　“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极有可能就是在几个试点地方中产生，这就要看谁能够做得好、成交规模能上去。”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也是地方角力碳交易的一个缘由。

　　然而，对于地方的火热，不少业内人士却给出了不同的态度。

　　“我不看好现在一些地方都在做碳交易所。”在张砝铭看来，目前已经运营的几个碳交易所的成交量很小，而参与的企业大都为承担着排放义务限制的企业，政府强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企业参与自主性较低，这就导致地方碳交易所实际运营情况并不理想。

　　更何况，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区域性的碳交易平台值得商榷，因为分散的交易平台不利于形成规模，也不利于市场的整体流动。　

　　关一松则表示，从此前的区域碳交易平台来看，碳排放的总量确定、配额分配、价格制定、惩罚机制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建立全国性交易平台，这些问题也将更为突出。

　　以碳指标配额为例，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碳指标如何公平分配，既能保证减排任务完成又能不明显限制企业发展？

　　另外，碳指标的分配权到底归中央还是地方，如果下放地方，如何保证不遭遇地方保护，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中国首先应该建立成熟的交易机制和统一的交易平台。”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